AI 不是替我思考,它把我的直觉变成可以反驳的东西
从一连串“不对”开始
这篇文章,是从一连串“不对”里长出来的。
AI 看完我的项目,最初把我描述成一个会借助模型编程的人。我说,不对,我其实不会写代码,我只是善于从模型里取得完成事情所需的能力。
它把广告系统的 64,000 QPS 当成一次性能测试。我说,不对,那是真实生产流量;但这也不代表整条业务链路长期稳定在这个数字。
它试图把《伤寒论》小程序和云跟诊工具都收进一条“元研究”主线。我又说,不对。前者的目的就是结构化和查询,后者是为了学习和积累材料。它们开始时没有承担更宏大的任务。
它说 MRI 项目的新意可能在于把知识图谱、形式证明和工程实验组合起来。我还是觉得不对。那些组件大多不是新的,我真正看重的是从范畴论式的直觉出发,尝试把其他领域的结构迁移进来,再把形成的问题拆成逻辑与工程单元,分别走向形式化与可复现的终局。
每一次纠正都只增加了一点东西。几轮以后,问题的形状却完全变了。
奇怪的是,在说出“不对”以前,我未必能直接给出正确版本。
压缩
我把自己的思考称为模糊思考、并行思考或无符号思考。我也是一个心盲者。但这些是对主观体验的描述,不是一项神经科学结论;我无法证明它们之间有什么因果关系。
我能描述的只有过程。
这种模式不是 AI 出现以后才有的。
我从小就喜欢思考一些形而上的问题,却一直不太适应需要长链式推理的场景。过去的教育常常要求把一个问题按规定步骤逐层展开,每一步都能被复述和检查。我的思考似乎更偏向模式识别:先感觉到几个事物之间存在某种共同形状,再试图把大量差异压缩进一个更小的结构。
这只是我对长期经验的概括,不是认知测验得出的结论。但它能解释我的一种强烈冲动:我总想删掉领域术语和中间细节,看看最后还剩下什么。
压缩有时能让隐藏的关系显出来,也可能过早跳过真正重要的中间层。两个问题被我压成同一种形状,既可能是发现了共同结构,也可能只是我不擅长保留它们的差异。
AI 与这种思维方式恰好形成互补,也放大了它的风险。我提供一个高度压缩的方向,模型可以替我展开中间步骤;但如果最初的压缩已经丢掉关键条件,它也可能补出一条流畅、完整而错误的推导。
发酵
压缩描述的是我怎样处理问题的结构,发酵描述的则是一个想法怎样在时间中形成。它们经常一起出现,却不是同一件事。
一个课题进入大脑以后,常常会从意识中消失。我也很难每天沿着同一条可以报告的路径向前推导。多数时候,我甚至感觉不到自己还在处理它。
过一段时间,它可能突然以相对完整的方向出现,并伴随很强的实现冲动。我把这个过程叫作“发酵”。这个名字并不证明潜意识一直在连续计算,它只是在描述:中间过程对我不可见,结果却像是突然到来的。
对我来说,它不只是一次偶然的灵感,而是一种反复出现的思考节奏:
问题进入
→ 暂时离开意识
→ 发酵
→ 整体涌现
→ 强烈的实现冲动
→ AI 接住并展开
→ 通过偏移感校正
这时,我拥有的通常不是一组句子,而是一种方向感。
我不知道该怎样一次把它说清楚,但当一个外部版本出现时,我能感觉到哪里被拉偏了:它把局部说成了整体,把后来的解释写成最初的目的,把“我想研究什么”换成了“什么听起来更像研究”。
所以我先知道的往往不是答案,而是这个答案为什么还不是它。
AI 给直觉一个可以碰撞的表面
没有 AI 时,这类直觉很容易停在内部。
它不能被搜索,因为没有关键词;不能被讨论,因为没有句子;不能被实现,因为还没有步骤。它甚至很难被我自己反驳——一个没有清楚表达的感觉,总能在受到质疑时退回模糊。
AI 改变的不是直觉本身,而是它外化的成本。
它可以先给出五种不完全相同的解释,把一个整体方向拆成一串问题,把一段判断翻译成模型、代码或实验。它不需要第一次就正确。只要候选足够具体,我就有东西可以比较:哪一句接近,哪一层被偷换,哪个例子虽然漂亮,却不属于这个问题。
这个过程大致是:
方向尚不能完整表达
→ AI 生成候选
→ 我感觉到事实、意图或重心的偏移
→ 用反例说明“为什么不是”
→ AI 生成新的候选
→ 隐含的约束逐渐显形
这里最重要的产物,不是某一次回答,而是原本私有的直觉终于有了一个可以碰撞的表面。
它可以被改写,可以被比较,也可以被证明不是我真正想说的东西。
但 AI 不是一台忠实的打印机
如果到这里就说:“思想早已完整存在我的脑中,AI 只是替我把它打印出来”,同样不准确。
模型会提供我没有想到的词,提出新的分类,连接原本分开的材料,也会给出一个反例,迫使我放弃最初的判断。有时我以为自己只是在寻找表达,最后却发现问题本身已经变了。
双轨就是一个例子。它是在 MRI 项目中被明确说出的:逻辑问题以形式化判定,工程问题以可复现判定,无法进入两者的问题不由这套方法裁决。回头看,Minimax 里用随机基线和交叉验证收紧乐观结果,可以被理解为一段工程轨的经历;它是否直接影响了后来双轨的形成,我无法证明。这个联系不是我在项目开始前写下的计划,而是在后来讨论项目历程时才逐渐出现。
这至少有三种可能。
第一,我的脑中原本已有相对完整的结构,只是无法用语言报告,AI 帮我把它外化出来。
第二,我最初只有方向、吸引力和偏移感,具体结构是在一次次比较中逐渐形成的。
第三,人和模型共同建构了它:我提供问题的牵引和取舍标准,模型提供概念、语言、反例和连接,最后的观点此前不完整地属于任何一方。
目前我没有办法证明哪一种解释更接近事实。把后来形成的完整文章倒推回去,说自己一开始就“已经想明白了”,很可能只是一种事后叙事。
因此,AI 不只是工具,但它也没有简单地替我思考。
它参与了思考发生的环境。
“这是我的意思”不等于“这是对的”
对偏移敏感,很容易被说成一种神秘能力:仿佛我虽然讲不清楚,却总能从模型输出中认出正确答案。
这也是错的。
我能较快判断的,往往是表达是否偏离我当前的方向。广告系统是不是生产环境,某个工具最初为什么被做出来,MRI 项目里我真正重视什么——这些问题涉及我的经历和意图,我有资格纠正。
但“这就是我的意思”只完成了意图对齐。
它不能证明我的意思符合现实。一个跨域结构可能只是我的思维定势;一个让我产生强烈共鸣的解释可能没有新意;一套 Lean 证明和一组程序也可能同时建立在错误的定义上。
至少要把两种正确性分开:
- 表达忠实性:外部产物是不是仍然在说我想研究的问题;
- 对象正确性:这个问题形成的命题,在数学、工程、历史或临床现实中是否成立。
前一种错误,我有时能通过偏移感发现。后一种错误,需要文献、反例、形式检查、独立复现和现实反馈。两者不能互相代替。
我的直觉可以审查它自己有没有被替换,不能给自己签发真理证书。
从流畅的答案到可以失败的对象
AI 最危险的地方,是它能过早地完成一个尚未形成的思想。
它会把模糊补成清晰,把缺口补成推导,把偶然联系补成统一框架。文字越流畅、数学越正式、代码越能运行,我越容易忘记:完整可能只是模型的文风,不是对象的性质。
所以我现在更愿意保留几道摩擦。
先留下想法刚出现时最短的记录,不让后来的解释完全覆盖它。让 AI 给出彼此冲突的候选,而不是只把一个版本润色得越来越漂亮。每次说“不对”时,尽量留下反例和被破坏的约束。最后,再把“这是不是我的意思”和“它是不是真的”交给不同的检查。
一篇文章要接受读者批评,一个程序要在现实中运行,一个数学命题要允许形式系统拒绝,一项研究要面对随机基线和独立复现。
模糊直觉一旦获得形式,就失去了躲藏的权利。
这才是 AI 对我最重要的作用:它不保证给我答案,而是让我终于可以错得足够具体。
这是谁的思想
包括这篇文章在内,文字主要由 AI 展开。
但如果没有我一次次指出偏移,它会写出另一篇同样流畅、却不属于我的文章。反过来,如果没有它提供候选、概念和反驳,我也不能诚实地说,现在这些区分早已完整存在于我的脑中。
所以“这是谁的思想”可能不是一个简单的所有权问题。
方向的牵引、错误的感觉、长期关心的事情更多来自我;表达的展开、意外的连接和一部分概念结构来自模型;最终版本形成于不断的选择、拒绝和重写。
但是,当我决定把它发表出来,责任不能停留在两者之间。
AI 可以参与生成,不能替我承担后果。
以前,许多模糊直觉只能留在我的内部。它们也许很深,也许只是幻觉,没有人知道,包括我自己。
现在,它们可以离开我,变成一句话、一段代码、一个系统或一项研究,然后被别人、被形式、被现实反驳。
这不一定让我更接近正确。
但它终于让我有机会知道,自己错在了哪里。